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拥有8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镇化率从18%提升到58%。
中国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城镇化的奇迹。进入新时代，由“上半场”转向“下半场”的中国城镇化该何去何从？
“这个阶段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单纯的城市化转变到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6月2日召开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抛出这一观点。
钱穆先生说：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
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只有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说。
他表示，农村是提升城镇化品质的重要保障，不能简单地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农村振兴起来。
但这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坦言，实现城乡协同、乡村振兴的制度性障碍亟待革除。
他认为，现在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三种制度性障碍。“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不解除的话，乡村振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
回顾过去40年，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晋保平看来，之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大大地推动了资源向城市流动，而这种资源包括资本、人才、土地等很多方面。
那么，在今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多地考虑乡村振兴呢？他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调整和控制资源在进一步向城市快速流动的同时尽可能地向农村流动。
“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可能就是一句空话。”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直言。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古村落保护。“村落的衰败在于外界的资源进不去。”晋保平说，宅基地产权不明确、户籍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人才进不去，资本进不去，包括其他社会资源也很难进去。
为此，他呼吁，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妥善解决城市与农村融合发展问题，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把资源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向农村倾斜。
未来还是可期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表示，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
他在研究中发现，近年来，人口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速度减缓的趋势。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与此同时，我国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我们要赋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时代内涵。
他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一跃，必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农民工尚未成为市民，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到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的前半段，中国人以勤劳的劳动力推进，吴志强将其称为体力城镇化；而后半段应该由智慧创造力来推进，他将其称为智力城镇化。“勤劳和智慧的中国人民，将完成5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吴志强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