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多地也均强调要把投资“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目前，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多个省份总额可能达到上万亿的一系列大工程正在等待“上马”。
一场通过巨额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战役”正在多个省份打响，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希望借此为摇摆不定的经济数据注入一剂“强心针”。
记者查询到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31个省份都已经发布了上半年GDP成绩单，在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份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
不过，仍有13个省份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低于全年增长目标，此前备受外界关注的山西和辽宁的表现依旧疲弱，两省全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均为6%，但山西上半年GDP增速仅有3.4%，辽宁则是负增长1%。
作为最后一个公布数据的黑龙江省，该省商务厅网站日前发布消息透露，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5630.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5.7%，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此前在今年初，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将2016年全省GDP预期目标设定为6%-6.5%。
尽管有少数省份的增长数据不及预期，但是整体来看上半年地方各省的经济增长情况还算不错。那么，为何有此成绩？若仔细梳理各地统计部门的数据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上半年在投资领域的“发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中国多地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突破了100%。其中，甘肃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达162.3%。宁夏、江西、安徽、四川、湖北、云南、广西几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100%。
而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多地也均强调要把投资“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目前，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多个省份总额可能达到上万亿的一系列大工程正在等待“上马”。
在8月10日召开的投资座谈会上，河南省省委书记谢伏瞻明确表示，投资对于稳增长有很强的基础性作用，接下来要加快推进4226个省重点项目，为经济增长增加动力。下半年河南将确保8000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6万亿元。
广西也在日前举行的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始终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做好稳投资工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吴晓军在7月28日则提出，力争下半年新开工一批总投资4000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重点开工建设安九客专、赣深客专、兴泉铁路、皖赣铁路扩能和广吉高速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在中央政府层面，刚刚过去的7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在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也表示，要努力增加合理有效的投资，更好地发挥投资稳增长的作用。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看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宝”中，基建投资是唯一一个政府可以控制的手段。
“从传统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动力来看，投资一直被赋予很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仍面临压力的大背景下。与基建投资相比，制造业投资由于更多的是市场行为，要看市场需求，政府在这方面很难把握，消费也是一样，即使政府呼吁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动”，聂日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对记者称，地方政府和国企通过各类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也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如改善地区的交通环境等。
不过，在经济学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有学者认为，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能忽视投资的重要作用；不过，也有人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瘾是”饮鸩止渴“。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去年11月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就表示，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还存在缺口，城市管网等建设严重不足。林毅夫认为，中国可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不管是在产业升级的投资、生产国内短缺的产品，或是消费品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其实都会减少中国过剩的产能。”他说。
而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曾多次表达了对政府天量投资的担心。
在吴敬琏看来，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2009年的强刺激曾使得增长率达到10%、11%的水平，不过接着就出现了持续的下滑，这中间也有一些短期的刺激使得增长率有所回升，但是它的时效越来越短。
聂日明在采访中对记者分析称，不能单纯的判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好与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如北京、上海等城市，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很强，使用效率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当地经济的活力，继而增加财政收入。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例如陕西、甘肃等地情况就不同。”他说。
他表示，在这些地方，一般是每收入一块钱，政府就要贴进去两块钱（用于基建投资），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会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尤其是在这些地区，财政收入普遍出现近乎“断崖式”下滑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中额外增长的部分很难补偿投资成本，潜在的财政风险也不小。
来自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这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由于投资总额巨大，如果偿债能力不够，地方政府和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台高筑很可能产生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在接受采访时警告说。
为弥补巨额的资金缺口，中国的地方政府倾向于使用PPP的模式来“对冲”融资压力。
最近一个月，已有贵州、甘肃、安徽、四川、山东、内蒙古等6地推出PPP示范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7500亿元。其中，贵州、甘肃、安徽、内蒙古等地PPP示范项目投资规模均在1000亿元以上。
据了解，中央财政引导设立的1800亿元国家级PPP引导基金(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出手”。其中，对内蒙古项目首单投资总额24亿元，对河南省内郑州棚户区改造、洛阳城乡一体化等五个项目投资20.5亿元，涉及项目总投资310亿元。
引导基金的设立被外界认为是为应对PPP项目“落地率”底、项目操作不规范和轻后期运营等问题。不过，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学者普遍对PPP项目的落地率以及其能否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持谨慎和怀疑态度。
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4月13日，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PPP项目的落地率仅为21.7%。
赵锡军指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资金）是私人的，就必须要考虑投资能否收回，这样政府和民营资本在项目的判断上就会有差异，就会给项目的进行造成阻碍。“在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中，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短期内也很难解决如何在风险发生时更好的保证社会资本的权益等问题。”他说。
赵锡军还表示，在中国，既然是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结合到一起，股权就需要定价以保证交易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但在这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说明。
在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看来，按照新《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将得到逐步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关注投资项目是否有效益，是否有必要投资。
“很多地方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把它作为替代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但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用PPP模式来融资，要避免纯粹把PPP模式当成地方政府债务的变种。”张斌对记者坦言。
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陈波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地方政府极力推动的天量基建投资是“以时间换空间”之举。在经济全面放缓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须要通过一切手段先把经济增长稳住。“从长远来看，必须进一步推动政府层面对权力的下放，加快推动各项结构性改革，从而更多地释放来自市场的活力 ”刘胜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