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经济有望在四季度逐步趋稳。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预计，今年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9%，基本达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展望2016年，业内人士认为，经济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逐步回升，全年经济增速料呈现“前低后高”态势。明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有望激活。从供需两端结构性改革来看，经济新动力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在需求方面，将增加有效投资、推动消费升级；在供给方面，将加快创新驱动、扩大有效供给。
点穴位 稳增长对症下药
业内人士预计，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有望在明年上半年结束，下半年逐步回升，全年料呈现“前低后高”态势。
兴业证券宏观分析师王涵表示，目前经济仍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传统经济驱动引擎减速；2016年初受出口、地产、企业盈利、坏账等四大因素影响，经济“开门红”的概率将受到制约。但王涵认为，受益财政和信用的双宽松，2016年经济有望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触底，增速下滑的态势有望在明年上半年结束，此后将出现逐步回升走势。
李稻葵坦言，本轮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一些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所致，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长远的潜在增长速度是下滑的，也不能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应该简单的顺从下滑趋势。因此，政策应该相对积极一些，解决经济短期下滑矛盾。如果这些短期因素不加以解决，经济增速再进一步下滑，很多原来可以被增长所消化的问题，可能被不成比例的放大，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
李稻葵建议，应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点穴位”的应对政策，有三个穴位应该抓住。第一个穴位，应该切实采取多种改革和政策应对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直接伤害了投资的积极性，这里面很多举措值得研究。比如，适当扩大长期债务发行的规模，依次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第二个穴位，应该针对部分地方政府措施不利的现象提出正面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快落实已经推出的各种稳增长措施，包括一些经过科学论证、非常有效的、没有太多争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落实。第三个穴位，应该紧紧抓住若干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尽快加以落实。如，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尽快地推出若干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成为典范，让资本市场、让投资者看得见、摸得着，知道国有企业怎么做，感觉到国有企业改革能真正带来红利。再比如，在城镇化方面，应适当加快，包括农村的土地转让等。适当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此营造新的增长点。“通过这些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在明年下半年企稳回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保良表示，考虑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滞后影响，2015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还会继续发挥稳定作用，消费需求会保持稳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实际经济增速略低于7%的潜在增长率。
补短板 需强化有效投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表示，明年要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业内人士称，需求端的结构性改革将从两大领域展开，一方面是增加有效投资，另一方面是推动消费升级。需要强调的是，新常态下的投资是有效投资，投资的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放大投资的乘数效应，加快补短板项目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重大民生工程等，立足长远实现投资综合效益递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可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非常多，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他看来，中国可在四大领域增加有效投资。一是产业升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多达1.3万亿美元。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国内短缺的，如果中国往这些产业去投资的话，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二是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三是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四是城镇化。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加快补短板项目建设也是增加有效投资的重要方面。市场人士认为，地下管网、城际铁路等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内短板项目建设的重点。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有效投资的新方向是深度城镇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未来2.7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5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需要新一代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以及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有效性。”邵宇称，预计新一轮以人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政府加大对教育、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及在核心圈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一系列的重大项目将有新进展。
促消费 六领域释放潜力
作为需求端结构性改革的另一方面，消费升级备受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以前的消费是所谓“排浪式、模仿式”消费，未来农民工以及已经在城市的数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他们对消费与服务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需求，比如购买产品更追求精致化、品牌化、个性化，购买公共服务如养老、医疗、保险等更加人性化。如果产品与服务不能够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那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消费外流。
相关部门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对于整个奢侈品行业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贡献了70%，其他国家贡献了30%。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83%的奢侈品牌在国内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关店行为。因此，如何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国内消费潜力成为需求端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邵宇认为，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以及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此前，国人到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甚至买创可贴，这种现象与国内厂商不能提供相应高品质的商品有关，而高品质的生活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核心消费要求。今年以来火爆的电影票房和山寨真人娱乐节目也是另外一类文化消费热潮兴起的佐证。
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从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六大领域为消费升级指明了具体方向。
中信证券研究部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明年一些传统消费将放缓，但新兴消费表现会比较亮眼，整体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
去产能 合理做好加减法
在需求侧改革继续发力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加快推进。业内人士表示，有了新需求必然也要有新供给，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因此要积极扩大有效供给。
如何扩大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日前在广东考察时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刘元春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一是存量的阻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滞销房地产；二是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功能性重构，一些地方要大范围放松管制，但一些领域需要强化监管；三是权衡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在一些结构性调整中要顺应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近日表示，处置僵尸企业将坚持分类处置，积极地推动兼并重组一批、强化管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表示，要对亏损企业分类处置，才能够使得治理效率最大化，除上述“三个一批外”，再加上技术改造提升一批。
祝保良建议，下决心建立过剩产能退出和市场出清机制。一是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研究人员安置、企业资产核销、资产处置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出台财政金融支持措施，解决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置的资金。二是结合国企改革，辅之于环保、技术等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释放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又要对存量、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做减法。但目前产能过剩程度非常大，做减法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
谋创新 产业升级待提速
业内人士表示，扩大有效供给的另一方面是要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
“双创”激活发展动能，促进服务业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他表示，这一轮创业创新活动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高端生产要素的聚集，催生一大批需求导向和大众参与的创新型企业。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已成为全球排名居前的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触网”，深化线上线下融合，众筹、众包、众扶、众创等双创支撑平台加快发展。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大众创业活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315.9万家，同比增长19.3%，其中三季度平均每天新增1.2万家。
王一鸣表示，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我国服务业技术、管理、市场和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新兴业态将不断涌现。
如何加快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发挥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是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邵宇认为，这可能会沿六个方向展开，也就是所谓的“六新”。
邵宇表示，首先是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包括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一些内容，是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是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
最后是新制度。用什么样的方式连接生产要素，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与人口红利相关，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每年的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目前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每年工作时间会延长至12个月；从城市打工者平均工作年数上看，约为8至9年。一旦解决了户籍和社保瓶颈，这一数据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如果从2014年开始计算，那么2014年至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平均在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