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已经十分严峻，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已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制度性困扰更是问题症结。因此，如果仅靠政府调控，只能使问题短期内有所缓解，若要最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还需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上来。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经典理论所言，中国若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或不可避免地需要迎接一场“创造性破坏”。
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情况不容乐观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根据IMF报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产能利用率一度从危机前的80%左右下降至60%。出人意料的是，产能过剩不仅困扰着传统行业，新兴产业也难逃厄运。
从具体指标来看，产能利用率（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之比）是国际范围内较为通用的判断标准。然而，相比于欧美日普遍公布的产能利用率指标，对中国产能利用率指标公布却缺少规律的发布周期。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披露的有关数据来看，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75%，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
国际经验显示，产能利用率正常水平为81-82%左右。一般而言，高于85%表示产能不足，75%以下表明产能过剩严重。若以此标准判断，当前中国78.3%左右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导致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三座大山”
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情况的出现往往与经济周期、结构转型相伴。周期性产能过剩，主要体现在“当经济走向萧条或衰退时”，需求萎缩可能导致多数产业领域的富余产能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形成产能过剩。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下滑态势。2014年GDP增速下降至7.4%，创24年来的新低。
与周期性原因相比，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不同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长期原因。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传统产业的没落与新兴产业的兴起。传统产业投资下降，而新兴产业投资有限的局面，造成整体投资需求的萎缩与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曾一度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导致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反弹，过剩产能迅速被旺盛的需求扩张所掩盖。但政策退出之后，诸多产业大幅上升的资本支出无法消化，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局面。
中国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则是产能过剩的深层体制性原因，是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独有的现象。相比较一般性产能过剩而言，体制性原因导致的产能过剩在治理方面不仅涉及到经济政策配合，更多的还需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入手，化解起来更加不易。首先，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其次是扭曲的财政体制，政府常常直接使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相关产业。再次是银行信贷倾斜。在中央历次出台的产业支持政策中，一般都有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要向重点产业倾斜的规定。最后，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大量存在。从产能过剩企业主体来看，基本上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式产能过剩有别于市场化国家的特殊之处。
切勿重蹈日本覆辙
产能过剩风险不容小觑。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房地产泡沫与其后二十余年的经济衰退让人不寒而栗。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表现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随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放缓、通缩风险加剧、货币升值的压力、产能过剩和资产市场投机的与大量“僵尸企业”浮出水面等等，中国应该积极寻求有力措施，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需以“创造性破坏”摆脱产能过剩局面
根据产能过剩困境出现的一般性原因与体制性原因，化解过程需要遵循以下两大思路：一方面，对周期性因素、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产能过剩，主要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过剩产能消化，这其中，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曾有过不少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另一方面，对于体制性原因，除了经济政策以外，更多的是改革的协调推进，包括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需要协调配合。总体而言，若要摆脱长期积累导致的产能过剩局面，中国或许需要迎接一次如熊彼特所预言的“创造性破坏”。